达标史上最严“超低排放”钢铁产业“晚做不如早做” – 钢厂新闻 :: 新闻中心_中钢网

澳门蒲京赌场手机版,“2022年2月,北京冬季奥运会期间,也正值北方取暖季,PM2.5要降到35微克/立方米,可谓是压力大、任务重。”7月21日,在2018(第九届)中国钢铁节能减排论坛上,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司长刘炳江不禁感叹。  不久前,国务院正式发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划》),提出要经过3年努力,大幅减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协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进一步明显降低PM2.5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天数,明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幸福感。  与此同时,日前,生态环境部还发布了《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这也被业内称为中国即将实施的史上最严“超低排放”。  从最初的“打好”到如今的“打赢”,一字之差,可见政府解决百姓“心肺之患”的力度之大、决心之强。作为大气治理的重点区域——钢铁产业,要想实现“蓝天幸福感”,超低排放迫在眉睫。  钢铁业环保问题受到空前关注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政策部行业环境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晓亮表示,环保是政府、公众、下游厂商、市场机构判断企业健康状况和潜力与风险的主要因素之一,基本与质量、利润、规模、技术先进性等因素齐平,成为了“三大件”一样的标尺与必备。  近年来,中国官方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十九大将污染防治列为三大攻坚战之一,明确提出2018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下降3%的目标,这对钢铁行业节能减排、转型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表示,虽然近十年来中国钢铁行业二氧化硫、颗粒物等污染物吨钢排放量降幅达60%以上,但由于我国钢产量太大,钢铁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量在全部工业行业中分别排名第三、第三、第一,仍是蓝天保卫战的主战场。  “比如钢铁企业环保水平差异大,有宝钢、太钢这样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企业,也有一批污染严重、环保意识淡薄的落后企业。经过近几年的治理,中国钢铁企业最为集中的京津冀地区PM2.5浓度明显下降,但仍没有完全摆脱重污染的影响,雾霾天气仍有反复。”李新创说。  他表示,钢铁行业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一是企业错峰生产和常态化限产使得生产成本增加,环保运行成本增加;二是越来越多地方提出城市钢厂搬迁的压力;三是排放指标、监测要求、总量指标、环保税费等不断趋严,加大了环保执法、督查力度。  此外,《三年行动计划》还提出,严禁在重点区域增加新产能,同时加快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产能的迁移和转型,严格执行钢铁等行业的产能减量置换实施办法,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压减力度。具体还提到:重点区域加大独立焦化企业淘汰力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实施“以钢定焦”,力争2020年炼焦产能与钢铁产能比达到0.4左右。  “钢铁行业污染防治不只是攻坚战,还是持久战。”李新创说,“不能只把环保当‘红线’,要把环保当‘引领’,新环保形势下,不能只要求及格,而是要争取满分。”  超低排放晚做不如早做  史上最严“超低排放”在推进时间方面,要求京津冀大气传输通道城市,长三角、汾渭平原等地钢铁企业力争在2020年10月底前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到2025年,全国所有具备改造条件的钢铁企业力争实现超低排放。  李晓亮表示,生态环境部还将督促15个行业重点排污单位100%安装自动监测设施,与环境保护部门联网,并在国家统一的平台上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  可以说,越来越精细、全面、严格的环保管理,企业环境信息越来越透明化,关注应用者越来越多,对企业来说,是挑战也是更大的机遇。  为实现超低排放,河钢集团邯钢公司进行了一系列节能环保的改造,年产1300万钢的钢厂仅相当于年产300万吨钢的钢厂的排放水平。  “我们所有烧结机都实现了余热回收,机尾、配料、破碎、筛分采用高效除尘装置进行除尘,达到超低排放水平。另外,所有高炉出铁口、渣沟、铁沟全密封,出铁场采用了‘一用一备’双除尘器除尘方式,达到10毫克/立方米的超低排放标准。”河钢集团邯钢公司副总经理贾广如介绍说。  在能源高效转换方面,河钢集团邯钢公司在国内率先采用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CCPP)技术,发电效率提高了10个百分点,CCPP发电占比在40%以上。另外还实施汽轮机冷端系统优化节能改造技术,提高发电效率、年多发电2000万度。  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国舜)也在积极探索实施超低排放的技术路线。比如在脱硫方面,董事长助理孙德山就直言,烧结脱硫的顽疾不是湿法,而是豆腐渣工程,“湿法脱硫排放的湿烟气只是问题表面,干式电除尘器运行差、烧结排烟温度偏高和脱硫设施低质低价,才导致了湿法工艺背上骂名”。  为此,山东国舜也在开展烧结脱硫设施专项整治,通过“SCR脱硫+石膏湿法脱硫+湿式电除尘+冷凝减白”的工艺技术,实现了烧结烟气SO2、NOX、颗粒物、氨逃逸、二噁英、烟羽六种污染物的一体化治理。  “中国钢铁工业已经进入减量化发展期,未来必然有部分钢铁企业要退出。在差异化的环保政策导向下,化解过程产能、停限产都将与环保水平挂钩,‘大家都差不多’‘法不责众’的想法已经不符合目前的环保形势。”李新创表示,钢厂在全工序、全因子,有组织、无组织厂外运输、厂内运输上均要满足超低排放标准,只有实施精益环保战略,争创“绿色发展标杆企业”,才能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环保工作早晚都得做,晚做不如早做。”李新创说。

  3月5日,北京梅地亚中心,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首场会。会结束后,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生态环境部大气司司长刘炳江在退场时意外被拦住,问了一个问题:“《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何时发布?”  “4月前!”没有任何拖泥带水,刘炳江干净利落地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果不其然,4月28日,环境部、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交通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了这一文件,只不过正式的名字变成了《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下称《意见》),其中提出“烧结机机头、球团焙烧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分别不高于10、35、50毫克/立方米”的限值,以及“到2020年底前重点区域钢铁企业力争60%左右产能完成改造,2025年底前全国力争80%以上产能完成改造”的目标。  “我国钢铁产能前20位的城市无一空气质量达标,平均PM2.5浓度比全国平均浓度高28%。”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表示,“燃煤电厂实施超低排放以来,火电行业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度下降,2017年钢铁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超过电力行业,成为工业部门最大的污染物排放来源。”  而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例,完成改造任务后,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总量将在目前的基础上分别削减14%、18%、21%,带动区域的PM2.5浓度下降5.6微克/立方米,占比9%,有望取得可观的环境效益。  “不是限期达标的强制排放标准”  贺克斌表示,这次的《意见》充分体现了技术可行性,对超低排放要求并不是“一刀切”,对烧结机和其他主要污染源分别提出不同限值。  例如,《意见》规定,对于烧结机机头、球团焙烧烟气,其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分别不高于10、35、50毫克/立方米。对于其他主要污染源,其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则原则上分别不高于10、50、200毫克/立方米。  在落实上,《意见》明确规定,钢铁企业达标排放是法定责任,超低排放则是鼓励导向,对于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钢铁企业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意见》不是限期达标的强制排放标准,体现的是鼓励企业创先争优的导向。”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表示,“《意见》不强制要求企业必须限期达到超低排放要求,而是通过差别化的政策进行引导,不排不限、少排少限、多排多限。”  比如,《意见》规定,对于符合超低排放条件的钢铁企业要给予税收优惠待遇。应税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低于污染物排放标准百分之三十的,减按百分之七十五征收环境保护税;低于百分之五十的,减按百分之五十征收环境保护税。落实购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抵免优惠政策。  再比如,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钢铁企业给予奖励。企业通过超低排放改造形成的富余排污权,可用于市场交易。支持符合条件的钢铁企业发行企业债券进行直接融资,募集资金用于超低排放改造等领域。  还比如,要严格落实钢铁行业差别化电价政策。对逾期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钢铁企业,省级政府可在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或交易电价基础上实行加价政策。有条件的地区应研究建立基于钢铁企业污染物排放绩效的差别化电价政策,推动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  特别是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对钢铁企业也要实施差别化应急减排措施。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烧结、球团、炼焦、石灰窑等高排放工序应采取停限产措施。  而在重点区域(京津冀、汾渭平原、长三角)内,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在黄色预警期间,烧结、球团、石灰窑等高排放工序限产一半;在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烧结、球团、石灰窑等高排放工序全部停产,炼焦工序延长出焦时间,不可豁免。当预测到月度有3次及以上橙色或红色重污染天气过程时,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实行月度停产。  “许多人把《意见》看作是国家出台的限期治理的强制排放标准,这会形成一种只要达标就好的应付情绪和‘终点’思维,这种思维也是导致近年来钢铁行业环保设施‘年年改、年年拆’的重要原因。”李新创说。  他表示,《意见》提出的超低排放具体指标要求可以看作是钢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企业还可以根据自身条件采用方案中鼓励实施的技术,以及方案中没有提到的先进技术实施改造,以实现更高质量的超低排放。  “环保已成钢铁企业生存发展的第一要务”  李新创表示,当前,我国钢铁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依然突出。  “虽然通过持续不断开展化解过剩产能、打击‘地条钢’等工作,我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问题得到明显的缓解。但在需求活跃的背景下,技术进步带来的增产效应、僵尸企业产能盘活等因素客观上还是增加了产量。”他说。  而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中国钢材消费将呈现数量下降和品质提升的双重趋势,防范化解钢铁产能过剩的压力依然很大。  “中国钢铁企业发展参差不齐,环保不过关的产能仍然为数不少,部分企业环保理念导向存在偏差,使用低质低价治理技术设施,企业环保管理存在不足,一些钢铁企业环保投入和运行成本不到先进钢铁企业的一半,不利于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李新创说。  过去,钢铁行业在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上曾经取得不错的成绩,但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单纯用行政命令去解决高质量发展短板问题的路将越来越窄。  “与此同时,优美的生态环境是宝贵的稀缺资源,通过全面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建立公平的市场化环保调节机制,倒逼钢铁企业强化绿色发展,倒逼钢铁产能向环境承载力更强的区域布局,倒逼资源结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运输结构向更清洁、更高效的方向调整,将是一条必由之路。”李新创说。  因此,他建议,钢铁企业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时,要充分评估、科学规划,稳步推进。  “首先,作为实施主体,钢铁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基础条件,分析本企业与超低排放改造要求的差距,测算资金投入,评估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必要性。”他说。  初步测算,一个国内先进环保水平的500万吨钢铁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一次性建设投资约20亿元,环保运行成本将达到250元/吨钢以上。环保水平低的钢铁企业相应的投资将大幅增加。  “同时,位于重点区域的钢铁企业,还有必要对照本区域内其他钢铁企业的环保水平,评估自身的环保竞争力和改造保留的可行性,综合进行决策是实施改造还是就地关停、域外搬迁。”李新创说。  “对于钢铁行业,环保已成为了关系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务。眼下,钢铁行业迫切需要迎接超低排放改造的挑战。”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展与科技环保部主任黄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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